我是在傍晚过的边检站。
栏杆抬着,我从下面走过去。亭子里的玻璃碎了一地,我踩着玻璃往里看了一眼:桌上是空的,只有一台打卡机,机头上卡着一张没有打过的卡。
卡片是白的,正面印着编号,背面空白。
和水杉给我的那张一模一样。
过了边检站,路就变了。
前面的路是旧的柏油路,路面裂开,裂缝里长着草。再往前走三里,柏油整段消失,变成一条被车辙压出来的土路。
土路两侧是树。
利沃尼亚的林子和我之前见过的林子都不一样。
它在湿。
不是下雨之后的湿,是那种常年含水、踩下去会陷、坐在石头上十分钟裤子就湿透的湿。树很高,树冠连成一片,光要斜着才能漏下来。地上的东西都在长,但不长大——一丛一丛的,矮,密,深绿。
空气里有味道,不是腐味,是那种很新鲜的、有点甜的青苔味。
第三天中午,我到了 Sitnik。
它比我想象的小:一条街,两边二十几栋房子,房顶是斜的,墙是刷过白的木墙。街的尽头有一口井、一座水塔、一块空地。空地中央停着一辆没有轮子的卡车。
我在村口站了很久,因为我在等一件事。
等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
我沿着街走了一遍。房门口晾着衣服,窗台上摆着搪瓷盆,有一家的门虚掩着——门里传来收音机的电流声,那种没调准频率的沙沙声。
我敲了一次门。
没有应答。
第四栋房子前面有一小片地。
地里种的不是菜,是草药——一层一层,按种类分好,用木牌标着名字。木牌上的字是手写的,笔画很细,写得很整齐。
有一个人蹲在地里,正在把草药一根一根摊开晾。
她背对着我,头上包着一块布。
"你从东边来。"
她没有回头。
"是。"
"走的路还是那条土路?"
"是。"
"那条路上有狼。"她站起来,把手上的土拍掉,"你运气好。"
她转过身来。
年纪大概四十上下,脸被太阳晒得很干,眼睛很亮。她把布从头上摘下来,搭在肩上,走过来,在我旁边站定。
她没有看我,看的是我身后的路。
"你身上没有味道。"她说。
"什么味道?"
"菌床的味道。"她说,"上次来的人一下车,我就闻到了。"
她的名字叫玛尔塔。
她父亲以前是这片林子的护林员,她从小跟着父亲认草,认得比认人多。她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着:
"这片林子以前采得到七种药,现在只剩三种。"
"剩下的位置长出了别的东西。白色的,会发亮。碰了手会麻。"
"我能不能在这儿待几天?"我问。
"可以。"她说,"但你得帮我干活。"
"干什么?"
"采药。"她把手里的布包递过来,"顺便——"
她停了一下。
"顺便把你来的目的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的柴房里过夜。
屋子是木头的,很旧,但很干净。墙上有三张照片,一张是黑的,看不清;一张是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林子边上,手里拿着斧头;第三张是两个人,一大一小,小的那个抱着一只狗。
三张照片都蒙了一层灰,但只有第一张被人擦过。
半夜的时候我被吵醒了。
不是声音,是气味。
一种很淡的、像雨后的地窖的味道。
我坐起来,摸到手电,没有开。我在黑暗里听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贴着地听。
声音在很远的地方,从北边来。
不是脚步,也不是车。
是一种很轻的、连续的摩擦声,像有人拿着一块布,一遍一遍擦木头。
第二天早上,我问玛尔塔北边是什么。
她正在把晾好的草药收进布袋,听见这句话,动作停了一下。
"北边是白线。"
"白线是什么?"
"一条线。"她把袋口扎紧,"以前是刷在树上的白漆,后来是划在纸上的红字,现在是——"
她把袋子掂了掂,放在架子上。
"现在是那些东西自己长出来的一条边。"
"进去过吗?"
"我父亲进去过。"
她把袖子往上拉了一点,让我看她的手背。
手背上有一道很浅的白痕,大概三指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白,边缘不规则的。
"这是?"
"这是十年前,我从门口把他拖出来的时候蹭到的。"
那天下午,她带我去看了村里的仓库。
仓库在村子的东北角,是一间石屋,门是铁的,钥匙在她腰上挂着。
她打开门,让我进去。
里面挂着东西。
防毒面具、橡胶外套、橡胶手套、橡胶靴子,还有一整面墙的滤毒罐——用铁丝串起来,一层一层,密密麻麻。
"这是规矩。"她说。
"什么规矩?"
"进林子之前,先把这些东西穿上。"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不穿齐,谁也不拦你。"
"但没人会替你收尸。"
我在仓库里站了很久。
墙上的滤毒罐在黑暗里反射着光,一层一层,像某种动物的鳞片。
在最里面那排架子上,有一个位置是空的。
铁丝还是弯的,说明上面挂过东西。空着的位置旁边挂着一块小木牌,牌子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和地里的木牌一样:
父亲
那天晚上,我坐在柴房里,把水杉给我的船票拿出来看。
卡片正面印着编号和地名,背面空白。
我把卡片放在膝盖上,用指甲在空白的那一面划了一下。
划痕显示出底下有一点东西——不是字,是一道很浅的线,顺着卡片的方向,从左上到右下。
那是一条折线。
折过很多次的那种。
我把卡片收好。
北边的林子里,那种摩擦声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