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门是开着的。
不是虚掩，是敞开的——两扇木门各开一半，门轴上的铰链被上过油，推起来很轻。
里面比外面暗。
一排排长椅，木头磨得发亮，靠背上有几处补过的痕迹。祭台在最里面，上面铺着一块深色的布，布的边角耷下来，垂在台阶上。
墙上没有画，也没有像。只有一只挂着的十字，是铁的，很素。
最前排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
他背对着我，穿着深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东西——不是念珠，是一串钥匙。
他听见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往边上挪了挪，让出一块位置。
"坐。"他说，"有时候坐着比走着快。"
他叫扬科，是这座教堂的神父。
头发灰白，眼睛很深，手背上有一层薄薄的茧——那是干过活的手，不是只翻经书的手。
我在他旁边坐下。
我们坐了大概两分钟，谁都没有说话。
教堂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外面风穿过钟楼木架的声音。那种声音很低，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拉着什么。
然后他先开口了。
"你是从南边来的。"
"是。"
"南边现在什么样？"
我想了想。
"乱。"我说，"也不算乱。就是人少了。"
他没有回应这句话。他把手里的钥匙串换到另一只手上，然后问：
"你去看了那口井？"
我没有回答。
他大概是把这个沉默当成了回答。
"村里人不去那儿。"他说，"不是怕，是不想再想。"
"你呢？"
"我每天都想。"他把钥匙串放在膝盖上，"因为那口井是我父亲挖的。"
我转过头去看他。
他没有看我，看着祭台。
"1979 年，他们在这儿打第一口井。"他说，"从上面派来的人，带着机器，带着图纸，说要在山里找水。"
"找水？"
"找水是最省事的说法。"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我父亲那年三十四岁，是队里管绞盘的。"
我从怀里把那本从碉堡带回来的报告取出来，翻到第 1 节，递给他。
他接过去，就着从窗缝里进来的光看。
他看得很慢。
看到"取得地点：巴诺夫山地，井深 412 米"那一行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
然后他往下看，一直看到"它的表面温度恒定，不受环境温度影响"。
看完之后，他把纸还给我。
"这是真的。"他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
"因为我父亲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他说，"他回来之后，把家里的暖气全关了。"
那天下午，他带我去看了教堂后面的一间小屋。
小屋在钟楼的下面，原来是放杂物的，现在空着。地上有一块方形的木板，木板下面是一个地窖。
他没有下去，只是把灯给我。
"里面有些东西。"他说，"是当年他们留下、后来被人搬到这儿来的。"
地窖不大，四壁是砖。里面摆着三样东西：
一口旧木箱、一排玻璃瓶、还有一块立着的石板。
木箱上写着"归档"。打开，里面是些纸——工程的记录、领料的单据、还有几张手画的图。
玻璃瓶是空的，一排十几个，瓶底有一层干掉的灰。
石板立在最里面，靠墙。上面刻着一行字，刻得很浅：
它不冷
我在地窖里待了很久。
石板上的字和钟内侧的字是同一个手法——凿子一下一下刻的，力度不均。
刻字的人不是一个石匠。
上来的时候，扬科还在原地等我。
我把灯还给他。
"这块石板，是谁搬来的？"
"我父亲。"他说，"他一个人，用一辆手推车，从山口推到这儿。"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不能把它留在大路上。"
那天晚上，我留在了教堂。
半夜的时候，外面起了风。风很大，把钟楼的木架撞得"咚、咚"响——不是钟响，是木头响。
我睡着之前，听见他起来了一次。
他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长椅上坐下。
第二天早上我问他。
"昨晚有事？"
他正在擦一只旧烛台。
"有人敲钟。"
"谁？"
"没有人。"他说，"风。"
他把烛台放回架子上，转过身看着我。这一次他的表情不一样了——不是平静，是那种下了决心之后才有的平静。
"你知道'四门'是什么意思吗？"
我没有回答。
"村里的人不说'门'。"他说，"他们说'下面'。"
"因为那四扇门在他们看来不算门，算人口的另一种。"
他走到教堂门口，往山那边看了一眼。
"我父亲那一批人，下去过。"他说，"回来的时候，六个人。下井的时候，是八个。"
"另外两个留在了下面。"
"他们的名字呢？"
他没有立刻回答。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了很多次的纸，打开，递给我。
纸上是八个名字，用铅笔写的，字很小。
前两个名字被划掉了——不是横线，是画了两个圈，圈套着名字。
"为什么画圈？"
"因为我父亲说，"他看着那张纸，"他们不是死的。"
"是留在下面。"